虽然为尽天职，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，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，在生命长度和生命质量之间，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——呆在家里，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改善生活品质，而不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——为了延长生命，为自己使用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。
毫无疑问，医生也是人，也会面临死亡和病痛的折磨，但似乎从来没有人研究过，这个群体会在死亡的方式上有什么与众不同？日前，记者分医院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四名医生，听他们讲述对待死亡的态度。
1“对于选择面对死亡的方式，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。”坐在记者对面的许欢，年出生，今年才31岁。他接触医学13年，医院重症医学科一室工作6年，“到了生命最后阶段，到底是肉体上的痛苦更痛苦，还是精神上的痛苦更折磨人？如果是我，我会放弃一切治疗，而更看重精神上的安慰，选择跟家人在一起。”
许欢说，因为在ICU（重症监护室）这样特殊的环境里，他和同事们每天都会直接面对濒临死亡的患者。“患者转进来时，很多其实已经处于昏迷状态。但家属对患者病情好转期望值很高。哪怕是多延长一分钟生命，很多家属都不会放弃。”他说，对于经过医学判断，病情可逆转的患者，毫无疑问，医生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抢救，“毕竟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，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。”然而，有些病情已经发展到医学无能为力的患者，因为患者家属的不放弃，因为医生的职业道德，他们也要积极救治，直到眼看着患者在ICU走到生命的终结。
许欢告诉记者，他曾接诊过一位患者，当时转到ICU来，已经出现脑死亡。
“他比和死亡的差别仅仅是还有心跳。但家属不愿放弃。为了延长生命，只能给患者全身插满各种导管。实际上对患者来说，已经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，除了心跳，只剩下靠药物支持。作为医生，我们感到束手无策，因为不能帮助患者再做什么了。”
许欢说，这其实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。从人文伦理的角度，这样活着的状态或许也不是患者本人想要的。他遗憾地说，因为很多家属在面对病情时都忌讳提前讨论如何面对生死，所以生命最后阶段的医疗，决策权往往由家属掌握。“而即使神志清醒的患者，嘴巴里插着管子也没法表达。”
许欢说，ICU的患者的家属每天只有固定半小时探视时间。“对于患者来说，不仅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，还有精神上的孤独以及对于疾病的恐惧。”他说，作为临床医生，他们只能帮助患者尽可能地减轻肉体痛苦。“我们没有临终关怀人员，我常常想，如果患者还有意识，看到现状，自己手脚被各种管子束缚住，无法动弹，这样离开人间，会不会很残酷。”
许欢介绍，很多在ICU去世的患者，最后陪伴在旁的多是医生和护士。“因为病房对无菌的需要，也因为无法控制家属最后失去亲人时失控的情绪，所以只有少部分住在单间的患者才有机会有可能在弥留之际，被允许极少数近亲子女配偶与其做最后的人生告别。”而大多数从ICU走到终点的人，是“由医务人员拔掉他身上的管子，帮他擦拭身体，通知太平间来接。医院太平间见到已逝亲人，何其痛苦。”
许欢曾遇到过不少老前辈、老医生，他们本人都希望能走得安静点，不要大动干戈，但病危的时候，医院领导都不想放弃，要求积极抢救。
让许欢记忆深刻的是，几年前，他曾接诊过南京一所医科大学的一位教授，当时60多岁。刚开始，病情没有恶化时，他还是非常积极地配合治疗的，后来因为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，救治无望后，他的老伴非常平静地说放弃治疗。“夫妻俩都是医科大学的老师，两人在年轻时就签署过捐献遗体的志愿书。所以，在老教授弥留之际，他的夫人就让我们联系南京红十字会，将老教授的遗体捐献出来。”许欢说，这事对他的触动也很大。“家属说，既然抢救无望，与其那么痛苦，不如把他的器官捐献给别人，让生命在别人身上得以延续。”许欢说，老教授去世后医院的一位患者。
许欢说，如果将来自己或者近亲属有一天真的走到生命末期，他会选择理性而平静地迎接死亡。“生离死别，人生常态。在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，我会在最后阶段注重生活质量，和家人在一起。”他回忆说，自己很小的时候，爷爷奶奶就是在家中去世的。
“他们走的时候，亲人们都陪在身边，甚至他们还来得及交代遗言，见到家人最后一面。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方式，是回归人性正常的状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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